陳肖寒
社科文獻出版社編輯、北大歷史博士

我研究清代政治制度史,關于清朝的政績與失誤,問我吧!

清朝,是中國君主專制統治的最后一個王朝。以1644年清軍入關開始計,至1912年中華民國成立,在這268年里,中國統一多民族的中央集權制發展到最高峰;卻也是在清代,中國經歷了從獨立封建國家至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歷史巨變。清朝是一個“帝國”嗎?清朝真的“繼承”了蒙古的“法統”嗎?清朝是怎樣統治疆域內“少數民族”的?如何評價流行的“新清史”?他們揭露了什么?又忽視了什么?
我是陳肖寒,北京大學歷史系中國史博士,主要研究方向為清代政治制度史、民族史。畢業后我供職于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,以自己的多年研究為依歸,與各種“如雷貫耳”的學者合作,幫助他們出版學術著作。
如果你對清朝的政治制度和民族政策感興趣,歡迎向我提問。若有關于學術出版的疑問,也可以與我一起探討。
思想 2019-10-15 進行中..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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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oa2019-10-15

清朝在近代歷史中的軟弱表現和少數民族政權有關系嗎?

陳肖寒 2019-10-16

這個問題問得很好,也是很多人關心的。
  作為歷史學者,看到一個觀點,一方面要理解作者的邏輯思路,另一方面也要跳出作者的邏輯思路,考察它是怎么形成的。具體而言,就是這句話是誰說的,是對誰說的,在什么環境下說的,說話的人有什么目的。
  清朝(滿洲)對中國近代的落后應負主要責任,這個話語體系是在清朝末年逐漸形成的。當時以孫文為首的革命黨,為了推廣自己民族革命、排滿復漢的政治理想,自然要將滿洲說成是中國近代積貧積弱的主要原因。他們認為,如果不是滿洲統治中國兩百余年,中國不會墮落到今天這個地步。如果要摘掉東亞病夫的帽子,就必須將滿人驅逐出去,恢復漢人的政權。因此,認為“滿人統治中國導致近代中國落后”,宣揚滿人對漢人的壓迫,宣揚滿洲貴族貪污、腐敗、無能的觀點,是在特定的歷史環境下誕生的,在當時有著鮮明的政治宣傳目的,并不是歷史學家從歷史事實中總結出來的經驗。換言之,它是一種時代性的宣傳口號,而不是歷史研究的結論。在民國早期國民黨的宣傳中,常常會提到這一觀點,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,“五族共和”的觀念成為官方主流的宣傳原則,國民黨慢慢也就不再提這一說法了。如果說某一歷史時期國家出現的變化,其原因應歸于某一民族,這就是種族主義,宣揚某一種族天然優越或不如另一種族的觀點了。
  最關鍵的一個問題是,歷史沒辦法假設。如果說“清朝在近代歷史中的軟弱表現和少數民族政權有關系”,除非能先證明“如果漢族掌握政權,中國在近代就不會表現軟弱”。然而這是沒法證實的事,歷史學家也沒有必要去做這種假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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陳肖寒 2019-10-16

我想您主要想問的是從國內的角度看,為什么沒有爆發像明代那樣的中原王朝政權和北方游牧民族,尤其是蒙古的拉鋸戰,因為明朝領土的“丟失”,主要就是拜女真和蒙古所賜。
 眾所周知,北方游牧民族一直是中原王朝的心腹大患。這是由游牧經濟的性質決定的。游牧經濟能否在不依靠外來資源的情況下自給自足養活自己,歷史證明是養活不了。因此他們的主要生存方式就是“搶”,去搶各種生存必需資源。因此在蒙古歷史上,在北方游牧民族歷史上,幾乎沒有和平的時期,永遠是在打仗中。
 清朝能解決這一問題,在于其獨創性地將蒙古編旗,也就是人們熟知的“盟旗制度”。這一制度的推行首先當然依靠滿洲強大的軍事力量,但在此后,清朝則是直接抓住了游牧經濟的要害。蒙古社會組織的基礎,是血緣氏族,而清朝對蒙古部落的編旗,正是采用的是打亂血緣關系、拆分原部落、移動牧地的辦法。原來強大的部落被拆成幾個旗,每個旗再適當塞進本來沒有血緣關系的其他部落的人,然后再把你移動到清朝認為合適的地方,給你劃好一定的范圍,不許隨便越界活動,每個部落的資源是給你分配好的。換句話說,到了清朝,整個北方地區生活在這里人,完全換了一撥。每一個小旗里,都不全是原來本血緣、本部落的人,也不在原來熟悉的地方生活。這樣一來,大的部落被拆解,小的部落不用擔心再受欺負,各部落之間不能再隨意串聯,每一個旗都沒有力量進行叛亂,每一個旗也都可以過安穩的日子。另一方面,清朝給他們的頭目每年發大量的銀子,建王府,嫁女兒,保障基本生活,這些蒙古王公過著很舒適的生活。有糾紛時,只要找清朝皇帝這個“帶頭大哥”就行;遇到自然災害,有上頭發銀子救災,不用再搶來搶去,不用再過著游牧經濟毫無安全感的生活。因此在這種情況下,雖然蒙古被清朝“統治”了,但蒙古當然會忠于給他們帶來和平的清朝皇帝,誰還會再想回到過去那種每天打仗的日子呢?清朝解決了游牧民族“打仗”的問題,也就維護了北部邊疆的長治久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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請問您,軍機處是不是當時提高行政效率的唯一選擇?

陳肖寒 2019-10-16

人們常常會根據自己的經驗、想象做各種各樣的假設,“假如……也許就會……”。“假如潘金蓮沒有開窗戶,中國將是世界上的超級大國”,這是個很著名的段子。這是人之常情,是人的普遍心理。歷史學家有時也會自言自語,尤其是面對那些歷史轉折點的時候,在腦海中假想另一種情況是很正常的事。
  然而遺憾的是,歷史學研究的一個原則不做假設。歷史學家只是研究實實在在已經發生的事,說明事情發生的經過、內容、結果,并指出事情為什么會變成這樣。歷史學沒有責任預測未來和假設歷史發展的經過,這也不是歷史學家的目標。因為歷史不可能重來,通過想象得出的結論,既不能被證實,也不能被證偽。這樣的想象其實沒有價值。
  因此,清朝選擇了設立軍機處來提高行政效率,這就使得歷史學家不會再做他想。歷史學家要解決的問題是:清朝為什么要設立軍機處;設立軍機處的經過、結果是什么;軍機處的權力結構是怎么變化的;設立軍機處對清朝歷史有什么樣的影響;等等。
  但是如果非要較真,一定要我們穿越回到雍正初年,在軍機處成立以前,重新設計一種提高行政效率的程序。我當然也想象不出除了軍機處這樣的機構外,還可以有什么其他實質性的方法。如果僅僅從提高行政效率的角度看而不靠考慮其他因素(如對權力的制約、預防錯誤決策的概率等),那簡化手續、提高集權程度,當然就是必須做的事。從這一點上說,軍機處達到了它設立時的預期目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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清朝對蒙古的統治已經很成功,為什么民國建立后還是丟失了外蒙的領土?

陳肖寒 2019-10-18

外蒙古本來不是一個國家,這個國家完全是被俄國制造出來的。而俄國是要借此向中國北部繼續滲透,擴張勢力范圍。外蒙古抵抗不住俄國的侵略,中國也抵抗不住。
  游牧經濟沒有辦法在不依靠其他外來資源的情況下,自己養活自己。因此在歷史上,北方游牧民族一定要和其他地區發生聯系,或是互市,或是搶掠,以獲得生存資源。到了清代也是一樣的,隨著俄國勢力逐漸向東向南擴展,外蒙古必須要在俄國和中國之間選擇他要依靠的對象。
  1911年后外蒙古的分裂,不是蒙古自己的主觀意愿,而是俄國的強勢和民國政府的虛弱,使得他們被迫不得不選擇投向一方。1911年時,蒙古王公是把同樣的話向北京和彼得堡都說過的,他們是騎墻派,就看哪邊能開出更優厚的條件。而當時的中國沒有足夠的實力和俄國抗衡。因此外蒙古倒向俄國就可以理解了。
  在此之后,外蒙古于1924年成立蒙古人民共和國,廢除君主立憲和活佛轉世制度,這一切都是俄國制造的導演的。蘇赫巴托和喬巴山是俄國在蒙古的代理人,他們很忠誠地執行俄國的命令,包括30年代的大清洗。除了自己死,他們沒有選擇。
  外蒙古當時自己說的那些脫離中國的理由,什么受到漢族的壓迫之類,是俄國給他們找的借口。蒙古人自己當時根本輪不到他們說話。

陳肖寒 2019-10-18

在古代,進身之階主要有兩種。
一種是做官,在唐朝以后主要表現為參加科舉,通過考試來獲得做官資格。靠近權力施展抱負,本身沒有什么問題。只有有一定權力后,才有能力改變自己想改變的事,否則只是空發牢騷。在四民社會中,士為四民之首,官員和知識分子是合一的,有能力的士紳在朝中當官,考不上科舉的在家鄉作為社會領袖,負責協助地方官維護秩序,宣揚教化。由于清朝的官員人數很少,有大量的事需要士紳參與協助。通過科舉考試來選拔優秀的讀書人做人,是中國古代很了不起的一項成就。
另一種進身之階是宗教。總體來說,寺廟中的僧人過的是比較舒服的生活,至少比農業勞作和游牧要輕松得多。寺廟和修道院不但接受政府和民眾的捐贈,而且僧人往往是受人尊敬、高人一等、掌握了只是話語的上層階級。歷代皇帝經常會接見宗教領袖,甚至皇帝本人就是教徒。所有人看到這些,都會想:如果能來寺廟里,誰還愿意去過辛苦的種地生活呢?因此宗教在歷史上的興盛,不是因為“封建迷信”,也不是因為人民“愚昧無知”,而是因為寺廟解決了人們生活的實際困難,并給了人們繼續在社會中上升的希望。前來參拜、受洗的教徒,雖然確實有些人是真正相信教義,但大部分人只是將宗教作為一種中介,可以幫他們實現理想中對金錢、權力、生育之類愿望的追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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